有数据显示，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的103个副省部级以上领导干部的腐败案例中，约有六成案主，在作案之后仍然获得提拔。成克杰、陈良宇、刘志军、刘铁男……“带病提拔”的榜单还可以拉得更长，这种病态现象，群众深恶痛绝，新修订的《干部任用条例》更是明确禁止。 试想，如果贪腐官员不仅不受问责，反而仕途亨畅，问责制度怎能不等同儿戏？干部任用怎么能够取信于民？更何况，“带病提拔”往往容易滋生腐败、导致权钱交易，没有花钱消灾、用钱铺路，如何将监管制度催眠？“治国即治吏，治贪先治官”，吏治松弛是最大的风险，用人腐败是最大的隐患，让制度成为不可逾越的红线、不能突破的底线、不能触碰的高压线，才能彻底根除“带病提拔”的积弊，确保干部任用公平公正，促进选人用人清正廉明。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没有不弃微末的零容忍态度，没有领导带头的示范效应，没有雷霆万钧的刚性执纪，就不能树立制度权威，就不能把中组部的监督意见落到实处。然而，惩罚再及时，也只是事后诸葛亮，能消除已成之患，却不能根除产生“带病提拔”的土壤。事实上，“带病提拔”之所以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遴选干部信息失真、考察失实，究其根本则是信息渠道单一。因此，治本之策在于按照中组部的意见，一方面要重视纪检部门的意见，另一方面要听取群众的意见建议。在360度监督之下，在多渠道信息来源下，带病干部即使要隐瞒既往，又如何能在纪检部门的监督、群众的众目睽睽下瞒天过海？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不要再等到带病干部东窗事发才如梦初醒，而要多一些未雨绸缪，让带病干部从一开始就折戟沉沙。（人民网 李克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