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法治国情调研室主任田禾日前在接受《法制晚报》记者专访时认为，我国目前秘书干政问题比较严重，具体有以下几种表现：秘书参与具体政务，代行官员权力；涉及权钱交易，与官员结成利益共同体；借助曾当过官员秘书的便利进军仕途，占据要位；利用手中海量资源和公权力、话语权为个人谋利，大行腐败之事。（4月23日《法制晚报》） 　　秘书干政、乱政“病象”早就成为腐败一景，确实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问题是，面对错综复杂的行政生态环境，究竟该怎么治？ 　　也许有人认为，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只要不配秘书，“秘书病”就迎刃而“治”。话虽这样说，现实中未必做得到。一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无处不在，不是说不配秘书就能做得到的，那些口口声声宣称取消秘书的地方，结果也只不过是“换汤不换药”；二来一些官员根本离不开秘书这一“拐杖”，一旦失去秘书，似乎就当不了官。你瞧瞧，中央明确规定，只有副省级以上干部才可配备专职秘书，可秘书泛滥却是官场一景，不配秘书谈何容易？又怎治得了“秘书病”？ 　　其实，“秘书病”是一面镜子，既照出了秘书自身问题，也照出了官员问题。可谓有什么样的秘书，就有什么样的官员。透过现象看本质，则是有什么样的官员，才有什么样的秘书。具体而言，“秘书病”根在“官员病”。 　　上梁不正下梁歪。试想，官员一身正派、清正廉洁又坚持原则，时刻谨慎使用手中的权力，会放任秘书狐假虎威吗？肯定不会！在这样的官员手下做事，秘书恐怕也不敢肆意妄为。实质上，秘书出问题，往往与“没人监督”密不可分。 　　因而，欲治“秘书病”，必先治“官员病”，遏制了“官员病”，“秘书病”自然会不治而愈。事实上，“官员病”是最严重的问题，“秘书病”则是其衍生物，要治“秘书病”，先治“官员病”。(中国纪检监察报 李万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