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中西文化交流桥上的搬运工，我在桥上忙碌一生，靠的是蚂蚁啃骨头的精神。

记得我小时候，常常蹲着看地上忙忙碌碌的蚂蚁，一看就是大半个小时。我看到的蚂蚁都是急急忙忙，跑个不停，到处找吃的。而蚂蚁找到块头比较大一点的食物时，那股拼死拼活奋力搬运的劲头实在令人印象深刻。蚂蚁虽小，能把骨头啃下来，靠的就是它的执着与勤奋。

学海无涯，任何一门学问都是如此。我从事的学科是法国思想文化，它在整个西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比重和地位。在这里，有深沉的理想主义气质、有充满独特个性的艺术创造，足以使我流连忘返。这既是专业的魅力，也是对投入者贡献自我的要求与压力。

对这样一个学科专业，我以自己的中等资质不敢懈怠，不能不献出自己全部精力与时间。不过，投入的同时，我怀着热情与愉悦。如果有所收获、有所拓展进而对学科有所助益、对大众有所启迪，其乐更大矣！具体到文学史、文化史研究，首先要知晓、掌握有关研究对象的大量素材。比如文学史中重要的文学事件、文学思潮和流派、重要作家作品，还有当时的历史、经济、社会、思想文化背景，都需要把握。通过学习获得学问，是第一个阶段。接下来，要对大量客观材料进行研判，有自己的视角和见解。“识”有高下之分，甚至正确与谬误之别。最后，进入运用层面，把自己掌握的课题情况和研识的结论表述得好，把外国的东西加以本土化，结合当前社会的需要阐述得更好、运用得更好。

巴尔扎克曾把自己称为“苦役”，罗丹的《思想者》也是如此。我在工作中尽可能从难从重，以求产品扎实，切忌避重就轻，虚而不实。对“搭顺风车署名”等不劳而获的“美事”，宜慎戒之，要求自己保持劳动者本色。我主持多卷本书系的编译工作时总要亲自动手，编选一卷或翻译出一卷作为“标本”，至少要提供新颖的编选视角、有思想闪光点且分量扎实的序言。有时丛书体量达到数十卷，也不会违背这一原则。比如“F.20丛书”囊括法国20世纪文学中几乎所有名家名作。我为丛书近70本书写译本序，一支秃笔写了约50万字。

我除了要求自己不断劳作，还很注重“产出”尽可能带有创造含量，努力让自己的学术研究切实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一点，我深受何其芳同志的影响。我信从这一学理，当条件允许时力求身体力行，而且多少做出一些事情。比如重新评价萨特及存在主义、重新评价左拉及自然主义、科学评价西方20世纪文学等。它们曾产生较大的文化学术影响，被时间证明起到了积极作用。

对于为文作评，我也力求有一点新意和创意，尽可能去陈言避套话。在知性上尽可能师法钱锺书、朱光潜、李健吾等前辈学人，纵不能穷历万卷书，总也要达到“及格”水平：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行文时有一两个亮点、一两处深度。天生无“才思敏捷”助我，这样做虽不致有“苦吟”之窘迫，劳作的艰辛还是有一些的。但每写得一篇还过得去的文章，劳动之后的酣畅与愉悦就构成了一种乐趣。这是我生活中最珍视的乐趣。

存在决定本质。“我思故我在”“我劳故我在”，这种存在方式带给我两书柜的劳绩，好比几根火柴棍绑在一起，多少有了一点硬度。这种存在方式也带给我简朴的生活习性、朴素的人生。活得实在、活得真实，在我看来是整个人生的真谛。我喜欢像罗丹的《思想者》那样，没有遮掩、没有装点，通过自己的文字，赤着膊臂面对这个世界。

这一生不断劳作，我很高兴。回顾来时路，我做的事情不外乎推石上山。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在不断推石的过程中，享受每一步进展带来的乐趣。但愿我所推动的石块，若干年过去，经过时光无情的磨损，还能留下一颗小石粒，甚至只留下一颗小沙粒。若能如此，也是最大的幸事。

前者呼，后者应，人文领域从来都是一个积累的领域。就像莎士比亚并不能取代但丁，而是给人类文化积存增加财富。那么，就让我们继续为人类文明添砖加瓦吧！

柳鸣九，生于193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终身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出版《柳鸣九文集》（15卷）、《法国文学史》（三卷本）等著作、译作40余部，散文集《种自我的园子》《巴黎对话录》《友人对话录》，编选组译《萨特研究》《加缪全集》《法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等，主编《盗火者文丛》（十卷本）、《本色文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