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不仅是组织的神经末梢，更是国家改革发展的“晴雨表”。政策的温度、改革的成效，基层群众最有发言权。对于政协委员来说，只有带着一双慧眼去感知基层、思考基层，才能更深入地了解基层，更好地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为治国理政建良言、献良策。 　　新春时节，不少政协委员走进一线，深入基层，触摸前进中国的脉搏和律动，用双脚丈量大地，用手中的笔记录下了自己的观察与思考。我们挑选其中一组，摘登如下。――编 者 
　　艺术家要主动感受基层的力量 　　全国政协委员 山 ? 　　多年以来，我随不同组织、机构参与过多次基层慰问演出活动，每一次近距离地接触广大劳动者，看着一张张因我们的表演而绽放笑容的脸庞，我就感到一种欣慰和鼓舞。就在2016年的春节前夕，我随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来到了中国长江三峡集团位于乌干达的伊辛巴水电站项目工地，与近千名中外建设者一道联欢，喜迎新春佳节。 　　在1月28日晚的演出中，我表演了舞蹈《江南吟》，赢得了观众们的热烈掌声，能够在异国他乡得到这样的肯定与鼓励，我当时的心情真是激动万分。其他艺术家也以歌舞、乐器演奏和魔术等艺术形式奉献了精彩的演出，多名中外员工跳上台来，为演员们伴舞、喝彩，与我们互动。置身万里之外的异乡，我们用自己的艺术专业表达着对于建设者们的情怀，同时，也最直接地感受着回馈与热情。置身于这样的气氛中，从各位建设者身上我们也深刻感受到了亲切与感动，同时，“祖国”“民族”这两个词对于我们的意义也更具体和深远了。 　　临近春节，这些远离家乡的建设者们却不能回家过年，他们为了祖国的荣誉，长期奋战在建设一线，他们是最平凡而又伟大、最普通却又重要的基层工作者。在与相关工作人员的沟通中我了解到，当地有几百名工人在乌干达东部的伊辛巴大坝工作，他们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坝的建设也给当地人民带来了工作机会，这也是中非交往产生的一个重要影响。近些年来中国与非洲的贸易纽带越来越强，中国希望未来可以给非洲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也希望通过文化交流，加强理解，从而对贸易产生进一步促进。文化交流正是我们这些文艺工作者所需要担负的责任，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创作和真正地走出去，切实把艺术、把情怀、把欢乐送给建设者们，为他们带去美的享受和对祖国亲人思念的情感寄托，同时，也为促进中外交流与融合贡献力量。 　　从事文艺工作多年，在无数次的走基层、送温暖中，我一次比一次更深刻地体会到深入基层对于一名文艺工作者的重要性。走基层，不仅是为群众送欢乐，同时也是提高自己艺术造诣、情感升华的重要载体。我认为，文艺工作者践行好走基层，首要条件就是练好扎实基本功，修好专业素质。对于搞艺术的人来说，无论我们的艺术造诣有多深，给予我们的荣誉有多高，都不能停止对自身专业能力、艺术素质的不断修炼。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常说，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吃老本是万万行不通的，群众的眼睛揉不得沙子，我们只有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深耕细磨，才无愧于自己的专业，更无愧于观众对我们的信任和期待。 　　同时，艺术家需要不断地深入生活，推陈出新。我们的艺术作品是服务于大众的，尤其是我们现在如此强调和重视走基层。我认为，我们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各个层面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深入到基层群众中去，切实了解广大人民群众在劳动中的故事与精神，然后遵循艺术创作规律，通过创新的艺术手法，将这一系列的生动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展现出来，这才是优秀的文艺作品。这种作品凝聚着人民群众的汗水和智慧，展现着人民群众丰富的情感世界和崇高的精神境界，这种作品是最有艺术感染力的。创作正能量、符合基层群众艺术需求的作品也是艺术家的良知和责任。 　　在走基层的活动中，我的精神世界也接受着一次又一次的洗礼。我深刻地感受着来自人民群众对艺术的渴望与热爱，也最直接地体会着他们对于我们的喜爱与认可，这些对于一名艺术工作者是具有极大鼓舞作用的。因此，我呼吁广大艺术家，每一年在安排本职演出工作的同时，合理、有效地安排、计划出特定的档期参与到走基层的工作中去，积极深入群众，与观众面对面地进行交流、沟通，倾听基层的声音、感受一线的力量。 　　在走基层的实践中，我深深地体会到，走基层是文艺界一项任重而道远、意义不凡的工作，作为每一位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具有较高艺术地位、专业职位的艺术家来说，不单自己需要践行好走基层，同时也有责任带动行业内的其他人员共同提高认识、付诸行动。走基层需要付出脑力和体力，并且在经济利益上并没有太多的收获，这就需要大家对于这项工作有极大热情和自觉性，并且需要互相提醒、互相支持、互相带动，形成良好的氛围，真正使这项工作得到良性的发展。
　　提案要沾上乡间的泥土 　　全国政协委员 张连起 　　前不久，我趁着到全国贫困县河北武强农村的时机，调研我关心的农村养老、农民工返乡创业等现实境况，以期让2016年政协提案沾上乡间的泥土，传递民生的温度。 　　随着大量子女外出务工，家庭养老功能就被弱化了。子女常年在外，除了春节或清明节能回来几天外，基本上不能回家与老人团聚，有的甚至好几年没有回家，老人们难免有孤寂之感。独居老人，日子就过得更加艰难。特别是子女不愿尽赡养义务、生活困难的老年人，处境愈发困窘。 　　养老难，成了许多农村老人挥之不去的烦恼。子女外出务工使家庭经济条件得以改善，但由于这些务工人员相对收入不高，且他们大部分都有自己的家庭，还要供子女上学，所以不少空巢老人要靠承担农业生产的重担来维持平时生计。如今，国家实施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但由于按比例报销和封顶制度的制约，出于支出习惯和现实经济能力的考虑，“小病抗、大病挨”仍是多数老人的选择。 　　事实上，实现“老有所养”的根本是“病有所医”。农民老了最怕得病。要想真正解决农民养老问题，政府可以通过适当加大大病统筹的比例、提高专门针对大病的统筹补贴、加大重大疾病的报销比例等举措，让农村的老年人能看得起病，补齐这一民生短板。 　　69岁的贾大爷告诉我，他每个月都能从农村信用社领到国家补贴下发的养老金。而最令他感慨的是，这笔养老金数额逐年提高，按月领到的养老金从每个月55元，提高到了目前的70元，“新农保真是咱农民的贴身小棉袄。” 　　我给乡亲们解释，“新农保”采取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和政府补贴相结合，其中中央财政将对地方进行补助，且会直接补贴到农民头上。在支付结构上，新农保分为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两部分。前者由国家财政全部保证支付，这意味着农民60岁以后都将享受国家普惠式的养老金。当然，这个保障水平还是较低的，我今年准备提交的提案就是建议增加公共财政投入，适当提高基础养老金水平，减少农村老人的后顾之忧。 　　我从与外出打工回家过年的人交谈中了解到，几乎家家都有人外出打工。 　　面对全国农民工总量2.69亿人左右、其中外出的农民工1.66亿人的庞大群体，因地制宜、因业施策，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既能实现其梦想，又能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更是破解“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社会问题的有效抓手。创业不能只注重城市，忽视农村；注重东部，丢下西部；繁荣城市，凋零农村。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就是“输出劳动力，带回生产力；输出知识者，引回创业者”，促使广袤乡镇百业兴旺。 　　我注意到不少“五有”农民工返乡创业热情高涨。何为“五有”？即“有点技术、有点资金、有点营销渠道、有点办厂能力、有点对农村的感情”。 　　我给外出务工人员做介绍和展望说：在欧美城镇化快速增长阶段，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5%提升到50%多，英国用了100年，法国用了95年，美国用了60年，而我们中国只用了23年。未来5年约有1亿非城镇户籍人口圆“城市梦”，这将释放出不少住房和消费需求。让你们在城市定居，不只是拥有一个居住证，更重要的是能享受到跟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如果你们有意愿成为“新市民”，在城镇买房，买的是融进城市的预期，买的是全面小康的信心。你们进城有工作、上岗有培训、劳动有合同、报酬有保障、维权有渠道、住所有改善、生活有文化、发展有目标，不正是“个人梦”和“中国梦”结合的最好体现吗？如果你们选择返乡创业，我认为是“棋高一着，领先一步”，因为新型城镇化在国内外的实践都充分证明， 创业的根脉最深所系就是农村这片希望的田野。 　　我想，一个无党派人士的家国情怀，不在于居庙堂之高，而在于处江湖之远。
　　“号贩子”背后是医改诉求 　　全国政协委员 曹洪欣 　　围绕深化医改与民众关注的中医药发展的关键问题，春节期间，我就加强基层中医人才队伍建设、综合治理号贩子等问题展开了调研。 　　春节前，我通过通讯形式对12个省的16所县中医院、15个乡镇卫生院的中医专业人才现状抽样咨询调研，并重点对某省县基层中医机构实地考察。抽样咨询的县中医院和乡镇卫生院，中医专业人员分别平均占20.9%至72%和9.3%至17%，本科以上学历分别占15%至87%和0至82%，几乎所有县中医院中医儿科、妇科专业人员低于5%。可以看出，基层中医人才队伍建设迫在眉睫，特别是分级诊疗制度实施后，完善有关政策机制，激励人才向基层流动，重点培养、引进用得上、留得下、适应基层岗位的中医药专业人才刻不容缓。 　　作为中医药专家，我在调研期间主动为当地民众义诊，深入了解基层中医药需求状况。如在河南南阳为一位患病三年、痛不欲生的顽固性三叉神经痛女性患者诊疗，首诊后通过手机联系诊治，服中药三个月，病情痊愈。通过基层调研与诊疗活动，更加体会到基层民众确实需要中医药服务。 　　尽管部分地方政府采取一些措施，如某地区对本科以上中医药专业人才留在县中医院工作的，给予每年5万元的生活补贴。然而3年来，前来咨询的有30多名本科以上学历毕业生，却无人留下。 　　目前，对基层中医人才队伍建设缺少政策支持，导致专业人才数量不足，学历不高，专业结构不合理。尽快完善、稳定、优化基层中医人才队伍，已经成为制约基层中医药服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建议有关部门加强基层中医人才队伍建设顶层设计与政策支持，构建激励制约机制，制定切实可行的基层中医药人才培养措施、提高基层专业人员待遇，扭转基层中医人才匮乏现状，同时加强基层中医机构人员准入管理，确保中医药服务基层的质量和水平。 　　我调研的另一个问题是“号贩子”问题。春节前，一女子怒斥北京广安门中医院“号贩子”事件引起热议，北京警方在广安门中医院等地抓获12名“号贩子”，在医院替人挂号的也成为大众谴责的对象。其实“号贩子”现象在一线城市的三甲医院普遍存在，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名医、名科与名院众多，外地重病患者求医看病，很多人挂不上号，为了能看上名医，许多人愿意多花点钱寻找门路，“号贩子”就有了市场。 　　如果“号贩子”仅仅帮人排队，倒也没什么，毕竟有人不想排队，愿意花钱买时间，这算市场需求。但是很多“号贩子”有一整套抢票方式，注册假身份网上挂号，或与医院保安、内部人员勾结，阻止别人正常排队挂号，甚至对不买“号贩子”票的人进行威胁。这种现象并非正常市场行为，某种程度上带有黑社会性质。 　　在我20多年的行医生涯中看到，也有很多患者看病挂不上号。从黑龙江到北京，“号贩子”从20多年前每张号100元炒到2015年3000多元。我曾多次组织联合治理活动，深刻体会“号贩子”难以根治。 　　结合实际情况并通过调研，分析“号贩子”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专职倒号人员，以挣钱为目的；二是个别患者帮助他人挂号，从中得利；三是帮助外地患者挂号，寻求感恩。 　　然而，“号贩子”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名医缺乏，德才兼备的优秀医生难以满足广大患者的需求，医疗资源短缺是症结。彻底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就是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充分发挥医务人员作用，造就能够满足民众需求的名医团队。 　　因此，对“号贩子”现象，需要综合治理、标本兼治，不能一打了之。 　　去年12月，我们门诊的患者基本实现预约挂号，不论是初诊还是复诊患者，提前联系我的助手，安排就诊时间，这样可以保证患者的就诊需求，尤其是对外地患者，他们可以很踏实地来北京就诊，初步解决了这一矛盾。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尽量安排好就诊患者的需求，尽管缺少了休息时间，但真正为患者解除病痛，自然乐在其中！然而，这些只能满足复诊患者的需求，大量的初诊患者，看病难的矛盾仍难以解决。 　　我建议，治理“号贩子”的同时，加强治本，构建激励机制激发医务人员积极性，大力培养“大医精诚”的中医药人才，特别是加强与分级诊疗制度相适应的医学人才队伍建设，既致力于面向大医院的5+3+X规范化培训，也采取有效措施，完善面向基层的人才培养机制。特别是构建符合中医人才成长规律、适应社会经济发展与建设健康中国战略的人才队伍建设机制，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医疗保健与防病治病需求。（人民日报）